Frank’s New Ideas

会见“贵系”学长是我在港大期间经常做的事情。和他们交流，往往自己能够受到很多启发。这里要说明一下，“贵系”一词，通常是对说话人对方的人所属院系的敬称；但如果说话双方都是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人，那么这时“贵系”指代的就是自己的系。不要问我这是为什么，原因很复杂，反正大家都这么用，就习以为常了。

比如前天，我就见到了“贵系”著名的“李老师”，清华二字班(2002)一位学长。李老师目前是香港科技大学在读博士生，而两年前，他曾到香港科技大学交换。“李老师”是对他的尊称，表明走的是“学术路线”。李老师搞竞赛出身，在TopCoder上表现一贯十分勇猛，前不久参加Google CodeJam，还应邀到美国参加了决赛。

他此程来到港岛的港大来看我们（其实只看到我和宋姐姐），顺道办理“中联办”登记手续。我们去到港大转了一小圈，坐在图书馆旁的星巴克的遮阳伞下交谈。我们突发奇想，Song姐姐在不在呢？打个电话发现她正在图书馆，而且没什么事，于是把她叫下来一起闲聊。

Song姐姐比我和李老师都要年长。她在清华读的计算机本科、硕士，工作了两年，现在来到港大，攻读新闻专业MPhil。Song姐姐经历了听他们两个谈话，谈计算机系的各位牛们、总们的传奇故事，使我印象中那些先进事迹的得到了印证，不由得钦佩不已。有的去了Microsoft、Google，还有Sohu/Sogou做开发，有的整天奔行于地球各地，有的继续在大学当faculty，都开始招学生了。虽然那些学习成绩最好的，都在事业上比较成功。而学习成绩不是特别出众的，也有不少成功的案例，这使我很受鼓舞。和他们常常聊天，自己对未来的把握也会有机会变得更加明确。最起码，可以了解到“doing research”是什么含义，其内涵与外延是什么。如何挖paper，读paper，憋paper，发paper。哪些会议是牛会议，哪些刊物是牛刊物，哪些学校的哪个方向是最牛。甚至还有，美国的哪些地方气候不太适宜人类居住，等等。从他们的经验和教训中可以总结出很多规律性的东西来。听了他们说的这么好，说，干脆我也来写个paper吧，就发《清华学报》吧。李老师顿时眼前一亮，Song姐姐立马说，“好！”可是我却不以为意，想不出什么好写。他们说，这就是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差别吧。

Partita也是一个对我有很大帮助的人。他是三年前来港大交换的计算机系学生。我在这边的选课、学习，甚至玄学上，他都给予了我很大的引导。他平时言谈似乎不多，爱好艺术，由于和我思维方法很相似，我们极具共同语言。一些在他的思维体系中成立的定理都可以不加证明地平移到我的体系中，反之亦然，这省去了很多口舌。他也经常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鼓励我。我有一次周五晚上和他抱怨作业题没想法，他说周一下午让我找他谈谈，结果周日下午我基本上自己搞定了。于是我去到他的办公室，就改变了谈话的主题。我见识了一次什么是真正的“数据挖掘”。Google Scholar这个工具，各种关键词的组合，各种operator的使用，被他用得出神入化。“没有Google Scholar，我真不知道这个研究生怎么念。”他坦言。据说，他曾经和布总合作过一个毕业设计，之后多时才发现他们的东西已经有人做过了。还有人写篇文章提到个好不容易想出的算法，却被问及为什么用别人的“专利算法”……在信息闭塞的时代，这种现象恐怕比比皆是。但是在当今这个资讯全面开放的时代，就没有理由容得这样的事情发生了。